杨焄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表彰《世说新语》一书，“记言则玄远冷俊，记行则高简瑰奇，下至缪惑，亦资一笑”（见第七篇《〈世说新语〉与其前后》），尽管历来都备受推崇，可书中留存的讹误疑难依然不少。近年来召集诸生研读讨论，比勘参证过不少近现代学人的研究，徐震堮先生所撰《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便是其中之一。一方面，固然因为作者晚年写定此书时曾得到门下诸多弟子的襄助，而其中有不少位都是我所熟识敬重的师长，所以在阅读时自然而然会产生一种莫名的亲切感；另一方面，若论其渊综广博，此书虽较别家稍有逊色，但独具清通简要之长，而某些细节更是能发覆起潜，言人所未言。

　　徐先生早年还编选过一本《汉魏六朝小说选》（古典文学出版社1955年），“主要的来源是《世说新语》”，原因就在于该书“无论从作品的意义说，或从文字的隽洁说，在汉魏六朝中是应当首屈一指的”（见该书《前言》）。虽说只是供初学者披览的普及读物，注释力求简明扼要，但也融入不少个人心得，不妨视其为《世说新语校笺》的雏形。比如《文学》篇中有一则，讲述西晋文士左思的《三都赋》不为世人所重，乃恳请名士皇甫谧为其撰序，于是先前的批评者转而称赞不已。梁代刘孝标在为《世说》作注时对此事真伪提出质疑，认为“皇甫谧西州高士”，　“非思伦匹”，所谓的序言“皆思自为，欲重其文，故假时人名姓也”，意即左思家世寒微，与出身世族的皇甫谧无由交接过从，　《三都赋序》当出于左思自撰而假托作者。可是稍后昭明太子萧统编定《文选》，依然选录了署名为皇甫谧的《三都赋序》。唐人在纂修　《晋书》时，也同样认为　“安定皇甫谧有高誉，思造而示之。谧称善，为其赋序”　（见　《左思传》）。究其原委，恐怕是因为刘孝标所论虽言之成理，但毕竟缺少确凿无疑的证据。《汉魏六朝小说选》在选录此篇时附有按语，根据《晋书》所述另一位作家陆机听闻左思准备撰写《三都赋》，遂予以讥讽嘲笑的记载，认为“陆机入洛在晋武帝太康之末，那时赋尚未成，而皇甫谧早在太康三年死去。所以刘孝标注以为序是左思自己做的，假托时人姓名，来抬高自己文章的声价”，通过对时间先后的排比分析，进一步证成刘孝标的推测。徐先生曾发表过一篇《世说新语札记》（载1948年《浙江学报》第二卷第二期），意在　“取诸史比勘，疏记异同”，其中有一条已经提到“二陆入洛，在太康之末，赋尚未成。皇甫士安卒于太康三年，安能为思赋作序”。他在编选注释时所加的那则按语，毫无疑问即源于此前对史料所做的辛勤爬梳，而最终完成的《世说新语校笺》在此也相沿未改，认定“孝标之言，盖得其实”。

　　如果将《汉魏六朝小说选》与《世说新语校笺》的相关部分加以比对，更能看出作者在治学时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不懈追求。例如《政事》篇有一则，提到东晋名将陶侃出任荆州刺史时曾命令属下收集、贮藏木屑，众人起初都不明其用意，“后正会，值积雪始晴，听事前除雪后犹湿，于是悉用木屑覆之，都无所妨”，终于物尽其用，变废为宝。文中　“正会”一语似乎寻常无奇，《汉魏六朝小说选》中便径直注作“元旦集会”，不过到了《世说新语校笺》中却改释为　“正旦大会僚属”，虽然语焉未详，甚至略嫌费解，实则更为贴切准确，也为其他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线索。张永言主编的《世说新语辞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便将“正会”释为“皇帝（或封疆大吏）正月初一朝会群臣（或僚属）”，而在该书所附　《主要参考书目》中，徐氏《校笺》赫然位列群书之首。吴金华的《世说新语考释》（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也称许《校笺》所言甚是，并在此基础上详加疏释，指出“‘正会’是每年正月初一举行贺仪的例会。‘正’指正月初一，‘会’指君臣聚会；这种君臣之会分别在中央和地方同时举行。……本文所讲的‘正会’，则是在荆州刺史陶侃公府厅事举行的，这是州下僚属向最高长官朝贺的大会”。由此可见徐氏在推求文义时的精审，而《校笺》所述要言不烦，也足资寻绎参酌。

　　徐震堮先生是华东师范大学首批六位文科博士生导师中的一位，还出任过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首任所长。可屈指算来，毕生的学术著述其实寥寥无几。不过正是在这样优游不迫却又严谨笃实的心态下，他才能沉潜往复，从容含玩，精心结撰出《世说新语校笺》这样足堪传世的佳著。然此可为知者道，难为俗人言。在急功近利而又好大喜功的世情侵扰之下，这样的古风逸韵大概只能让后人徒增叹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