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类女性美容师”分析

佩恩就“农村迁移劳动力、‘剩女’及情感劳动”议题与学生们交流。

编者按

近日，加拿大约克大学城市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佩恩在上海理工大学做题为“从学徒到企业家：从上海美容院行业看农村迁移劳动力、‘剩女’及情感劳动”的讲座。佩恩对从事美容行业的学徒、高级美容师和企业家三类女性美容师的情感劳动、阶层流动、身份归属等进行了分析，借此丰富了底层女性研究叙述方式，让我们倾听到了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女性农民工所发出的声音。

■ 章羽

近日，加拿大约克大学城市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阿姆斯特丹大学访问学者，“城市化、性别与南半球：改造知识网络（GenUrb)项目”上海课题组负责人佩恩·叶子婷（Penn Tsz Ting IP ）在上海理工大学做了题为“从学徒到企业家：从上海美容院行业看农村迁移劳动力、‘剩女’及情感劳动”的讲座。

女性美容师：从事“黄金工作”的农村女性

“城市化、性别与南半球：改造知识网络项目”以南半球的七个城市：上海、孟买、乔治城、开罗、科恰班比、伊巴丹和拉姆安拉为研究重心，旨在关注与探讨21世纪初期城市化进程中女性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希望进一步提升女性在城市发展中的价值与地位，从而重构都市语境下的性别关系。

佩恩的博士论文采用民族志组织研究方法，在2014年9月至12月及2015年5月至7月对上海美甲、美发和美容三种类型的美容院中37名18岁至49岁的女性农民工进行了访谈。她提到选择上海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上海是中国最国际化的城市，复杂的、层次化的、流动的全球文化对女性农民工来说既是挑战，也富有吸引力。

根据上海市妇联2010年、2011年调查数据显示：上海市城乡外来务工人员中有400多万是女性。在上海，美容服务工作被认为是不可取的，因为该工作涉及亲密的身体接触和热情的、诚恳的服务态度。因此对当地人来说，该行业的工作机会被视为“剩余工作”，而对外来务工人员来说却是“黄金工作”。由于社会地位的差异，女性农民工必须更加熟练地建立一种富有成效的客户—工人关系，这对美容行业的学徒提出了挑战。佩恩着重分析了三类女性美容师：学徒、高级美容师和企业家。

学徒：可合法雇用的廉价劳动力

单身女性农民工通常以学徒身份加入这个行业，由于这些年轻人的工作技能有限，成为学徒是她们获得有效技能的一种方式。学徒通常不需要支付任何学费，但她们必须以忍受极低工资为代价来工作。因为这些年轻员工还没有专业技能，只有在成功通过雇主安排的考试后，才能成为公司“真正”的员工。虽然学徒可以接受培训和定期考试，但并不能保证她们能通过考试并获得有收入的工作。这种合法雇用劳工的制度为雇主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有利于美容业的发展。

佩恩通过一个“关于疼痛的故事”跟大家探讨了处于学徒阶段的女性，其身体和思想是如何被改造的，以及她们的情感关系是如何被监视的，比如对单身的渴望。上海的美容院行业主要以单身、年轻的外来女性为工作对象，雇主倾向于雇佣单身女性以避免怀孕和堕胎带来的不便。该行业对年轻女性的需求很大，也被称为“吃青春饭”。但当年轻、单身女性农民工纷纷进入这个行业时，作为情感劳动的一部分，为了与顾客建立情感关系，学徒既不能通过公司政策，也不能通过个人欲望进入其他形式的情感关系。在访谈中很多年轻学徒认为工作是她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而浪漫、爱情和婚姻暂时不做考虑。

高级美容师：被“操控”的思想与身体

在完成学徒期后，学徒会晋升为高级美容师，在这个级别中女性农民工的工资一般比较高，最低为6000元/月，最高为25000元/月。收入的增加使她们具备了财力和向上流动的潜力。

高级美容师面临的新问题是，她们的薪酬采用奖金制度，根据客户的消费情况和公司的销售收入来发放基本工资和奖金。有些高级美容师没有基本工资，所以她们的收入完全依赖于客户的消费，因此她们的身体和思想受到更高级别的“操控”。

在中国，美容师和美甲师被认为是更“女性化”的职业，而成为美发师对女性而言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在这个男性主导的工作场所中，高级职员往往由男性占据。女性员工的地位低于男性员工，因此为了与男同事竞争，女员工感受到改造自己身体的迫切性，比如微整容，比如注重更时尚的穿着。佩恩注意到，在别人无法区分她们是农民工还是上海本地人的情况下，她们穿着的时尚程度让人印象深刻，她们的时尚被农村女性羡慕，成为社会优越感的标志，这也吸引她们进入上海美容院行业，进行着类似的身体和心理改造。

上海的美容院行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发展客户与员工之间的情感纽带，佩恩研究表明，当作为高级职员的女性农民工“带着微笑服务”时不仅吸引到客户的钱，还能吸引到客户的建议，她们的文化生活得到丰富，新的知识在她们和顾客之间传播。这种文化接触是情感劳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使女性农民工成为城市的主体。

然而她们成为城市主体的同时却在婚姻市场上遇到挑战。她们强大的经济实力使她们能够在上海维持相对体面的城市生活，婚姻对她们而言显得并不是那么紧迫。当她们在农村寻找潜在配偶时，也会带来麻烦，因为她们的收入相对高于家乡工人阶级的平均水平，而她们并不愿意接受收入低于自己的男性。她们的叙述也解释了为什么尽管中国男性人口较多，但她们的选择还是有限的。佩恩表示，高级美容师虽然通过建立城市主体性而获得信心，然而市场资本主义创造的一种新的性别认同形式限制了她们找到满意伴侣的能力。

企业家：员工情感劳动的操控者

在佩恩的访谈中，企业家指美容院的所有者，她们组织员工的在职培训，发展企业文化和政策，并确定员工的工资和奖金制度。为了经营自己的企业，企业家们不仅要控制自己的身心，还要操纵员工的情感劳动。

佩恩在分析企业家个案时指出，情感劳动可以看作是一种顾客与工人之间的流动，在这种流动中工人也可以对顾客提出要求。企业家们理解这一逻辑并将其运用到商业活动中。在这些商业活动中顾客的身体变成了一个需要“修改”的地方，尤其是那些必须通过消费美容服务来“修复”的不健康部分。尤其在假冒伪劣产品、空气污染等威胁下，消费者更加关注自己的健康，这不仅是上层阶层的需要，也成为工人阶级的需要。因此顾客对健康的关注成为美容经济中情感劳动的一部分。当员工微笑着服务时，不同性别和不同阶层的客户被策略性地安排在一起。

佩恩认为，关于中国农民工的宏大叙事常常把她们当描绘成全球资本主义的“受害者”，媒体对女性农民工的表现主要体现在她们的情感痛苦上，这是一种片面的消极的表现。

佩恩通过对上海美容院的研究丰富了底层女性研究叙述方式：美容院行业的工作为女性农民工提供了经济回报、向上的社会流动和创业潜力。同时也让我们认识到，这种情感劳动的诸多约束性。

（作者为上海理工大学性别与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